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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是為了完成悲壯的死 

一個好的文化範本，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，才是啟蒙。就像哪位學生問的：「可不可以不死？」當「可以死」，「可以不死」是成立的時候，思考才會有平衡。  

在司馬遷的時代，還說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」，可是爲什麼到宋元以後，死就變成一無反顧的，好像唯有死能成為戲劇的終結，生的目的竟然是為了完成這樣一個悲壯的死。 

如果統治者拿來作為愚弄知識份子的一個手段，演變成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」，這不是何其荒唐的結局嗎？  

在＜與妻訣別書＞，作者林覺民說，要助天下人愛其所愛，所以他願意去死，死變成他生命中一個崇高的情操跟浪漫。可是如果沒有經過思維性的死亡，「悲壯性」變成一種假設時，就會產生荒唐。 

Mei：當圓滿了自己，死就是準備好迎接的結束。 

官學陰影尚未解除 

教科書開放多元化，沒有一致的版本，是一個進步

神話本身是一個起點，包含幻想跟科學（是一個創造力）是一顆種子，很適合放在低年齡層的教科書裡面，讓孩子保有這兩種可能性，將來他可能會走到比較理性的科學或比較幻想的藝術。重點是，我們比須準備好這顆種子，並在他很小的時候栽種。

老子跟莊子是定位在天，天本身比較接近神話的。

莊子講「渾沌」，渾沌是一個不清楚的東西，當渾沌從不清楚到清楚，其實就是創世紀的過程。爲什麼教育不能夠從這樣的起點開始？而且老莊的神話又是真正的「國文」，在國文教學中多一點讓孩子有非答案性的思索過程，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。 
 

知識本身就是權力 

造成教科書被一種官學籠罩的原因，有可能因為這些編輯教科書的人，本身就是受害者。

要把國立編輯館的官學權力拿掉是容易的，但要把官學思想陰影從編輯教科書的人身上除去是困難的。知識本身就是權力。這些人通過這麼多考試，拿到學位，拿到編輯教科書的資格，他當然會成為官學的維護者。

當學生問出：「可不可以不死？」的問題，思想就有可顛覆的契機。啟蒙運動就要開始了。而當他進一步問出：「官要做到多大才應該死？」就是對於權力的質疑：你告訴我要忠君，哪你先表現給我看阿！我要先檢驗你的節操，才決定我要不要去作。

要讓下一代有氣節，也要有性情，要理性，也要幻想，一個多元的人才是完滿跟健全的，如果只有一個部分，就會非常危險。

千錘百鍊的經典 

其實經典之所以爲經典，是要不斷接受挑戰，不接受挑戰，就不配叫經典。 
經典文學本來就不是拿出來作神像供奉，是要「千錘百鍊」的。 

在新疆是不是應該有維吾爾族自己的經典，還是應該全部閱讀漢文經典？這是一個非常直接的問題。我如果是維吾爾族，我爲什麼要讀＜詩經＞？要他們讀＜詩經＞，很明顯就是政治上的壓迫，用一個升學考試制度讓你讓你不敢不讀。他們可以讀漢文經典，但是不是可以不讀，或者，他們可不可以擁有自己的經典？這裡面是需要有多重思考，不應該有立即的答案。 

Mei：          Mei：沒有絕對的經典一定適用於每個人,因為環境時空的不同,只有適合屬於他發展出來的精典，如果可以存留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下來的經典，可見他是能受考驗，歷久不衰的經典。  

       開出不一樣的花朵 

官學不是不好，不好的腐敗的，壓迫性的官學，牢固到讓個體根本不敢承認他本來就存在的個性，例如夫妻倫理是一種官學，如果我們只承認這一個系統，而排斥同居、同性相戀，就是一種壓迫；如果爲了維護這個倫理，夫妻之間互相裝針孔攝影機以監控對方，這就是一個腐敗，而這種官學真的已經不必要了。 

還有我們會覺得生活在邊緣的人應該是受煎熬的，當我們突然發現這些人既不受苦，也不煎熬時，正好就是讓我們發現自己的官學不對了、要再調整了。

柏拉圖把性交分為兩類，一種是生殖的性交，一種是精神上的性交，動物的性交才是需要分別雌雄，而精神性的性交上只需要一個精神上依戀的對象，可以是男生或者女生。